為了遏制公車私用，很多地方政府想了很多辦法。比如給公車裝上GPS定位系統，一旦有公車開進不該去的地方，系統就會自動報警。雖然這一招要比給公車噴涂標識先進得多，但沒有真正脫離“內部監督”即“自己人監督自己人”的窠臼，也就為網開一面埋下了隱患，也難以得到公眾真正認同。而給公車噴涂明顯標識，辦法雖然土，卻邁出了從“內部監督”到“群眾監督”的關鍵一步，效果自然要好得多。

　　當然，僅為群眾監督創造條件還不夠，還必須得讓監督看得見效果，把群眾監督后的處理結果及時向外界公布。

　　在公車上標出“嚴禁公車私用”的字樣，也許治不了本，但絕非毫無效果。不能因為治不了本，就否定這種探索的意義，四氟噴涂更不能索性什么也不探索，任憑公車私用大行其道。四氟噴涂況且，治標也為治本贏得時間。

　　公車噴涂“嚴禁私用”的意義在于回歸了常識，即通過給公車打上特殊標記，使人人易于監督。治理“車輪上的腐敗”，固然需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，但監督同樣是一劑良藥，權力再飛揚跋扈，面對輿論監督也會心虛三分。試想，以后誰還敢開著帶有“嚴禁公車私用”字樣和監督電話的公車，出入娛樂場所或送孩子上學，以及到景區閑逛？公眾的監督熱情被調動起來，一看到有人疑似公車私用，必然迅速打電話舉報。

　　噴涂標識和電話只是隔靴搔癢的舉措，短時間里或許管用，但一陣風刮過，公車腐敗極易反彈，甚至變本加厲。而逐漸取消公車是大勢所趨，也是治理腐敗、倡導廉潔的關鍵，可大大減少財政支出。四氟噴涂例如，韓國首爾擁有300萬輛車，但只有4輛官車，政府規定這4輛官車完成公務后必須返回市政府登記；在香港，享有專車待遇的官員只有20余名。相比之下，我國在公車支出方面大手大腳，有數據顯示，地方公車消費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基本在6%~12%之間，甚至要遠遠超過當地教育、民生等項目。 （雪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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